台州，紧邻温州。

　　尽管这里民营经济发展其实并不逊色温州，但当年的“温州模式”并没有称为“温台模式”。

　　尽管这里的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但人们更习惯称温州经济为“最有活力”。

　　尽管这里的股权制改革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比温州略胜一筹，但经济学家更愿意到温州寻找种种改革方案。

　　为台州过去和现在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贡献说点什么，丝毫没有贬低温州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地位和作用的意思，而是让台州更加充满自信，为引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方案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元素。

　　特别是台州正在进行的股权重构改革实践带来新的制度创新，笔者曾撰文认为将会给机制优势正在减缓的民营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笔者撰写此文更是呼请政府主政、理论研究、智库咨询、政策谋划、社会精英等关注台州股权结构改革的实践，这或许就是民营经济深化改革的一个最佳的切入口和“牛鼻子”。

　　1、当年“温州模式”也有台州的重大贡献

　　三年前，因同事在当地主政宣传，笔者到台州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

　　不巧在玉环县文旦专业村现场采访时突发眩晕倒下，当问及送玉环还是温岭医院，笔者不加思索回答送温岭。

　　因为笔者曾几度在那里蹲点、调研、检查，一待一二个礼拜是常事，尽管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但久远的记忆和情感仍会左右某些决定。

　　输液十几个小时间，尽管双眼见不得一丝光，但大脑却像白天似的清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温岭旧事像昨天的事一一跳了出来。

　　在不经意思索中竟然跳出一个命题，当年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为什么没有定为“温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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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自己亲历情况看，民营经济从最早起源的时间背景，到民营经济在民间普及的深厚基因，再到民营经济所应涵盖的全部内容，以至到后来发展的成长过程，紧邻的台州同温州完全是如出一辙，没有丝毫的差异。

　　甚至在后来决定着民营经济发展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坚守制造业实体经济、规范民营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尤其是在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农业股份合作制改革方面，台州还有略胜一筹的感觉。

　　医院酝酿起意，几天后就发表在省报的经济评论，笔者一家之言指出：一直把民营经济起源称之为“温州模式”，至少应改为“温台模式”。

　　明明知道时间沉淀下来的“记忆刻度”不是谁可改变的，学历史的笔者也不仅只是为真实的历史呼喊一句，更是为推进台州改革发展助一把力。

　　只是当时评论短文只能顺带一笔，但望有一天能展开来细述此话题，在那次百无聊赖的病床上就已深深地记忆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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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媒体时代，打开了文字报道的无限空间，让笔者可以从容地来追记台州当年改革的一段历史，来记录台州这些年来深化改革的新闻，特别是呈现出台州正在进行的股权改革，这将会激发起民营企业的新活力。

　　这次台州采访有两个时间维度，一个是在温州连续两次时达二十多天深度采访，一个是笔者时隔二十年后首次在台州的深入采访。

　　三年前的温州还处在债务危机爆发最甚的节点，温州经济发展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温州民营经济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的时候。

　　长期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自然把两地民营经济放在历史纵深层面进行对比，既看到两地民营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和差异，也发现台州民营经济并没有出现如温州那样的危机和陷阱。

　　最初兴起的民营经济，有两个基本特征：家庭企业和专业市场。当温州风起云涌地悄然兴起家庭企业，紧挨着的台州也热火朝天地大办家庭作坊。企业生产的小商品，两地也十分接近。

　　八十年代中期，笔者第一次在温岭市泽国镇蹲点调研时，全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企业，晚上散步时感觉就在企业里走路，到处是机器和钢材废料，走路也不畅通。

　　专业市场伴随着家庭企业产生。当温州1981年永嘉桥头马路市场零零散散地卖起纽扣，台州1980年路桥就建起了玻璃大棚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到82、83年，全省当时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专业市场已经正式营业。

　　笔者当时出差都曾来过这两个市场。后来的几年，台州临海的国道线两侧，从温岭、路桥、黄岩、玉环一路差不多都布满了一个个专业市场。

　　1988年笔者送同事去温州任职，乘机把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差不多跑了个遍，尽管有些市场当时还要摆渡才能到达，但那时的台州专业市场，绝对不会比温州少。

　　诸如钢铁市场、拆旧市区、小商品市场、珍珠市场、副食品市场、眼镜市场、音像市场，在同一个时间里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当时笔者可以说反复数次进入过台州稍有点知名度的专业市场。

　　稍有不同的，温州当时一步到位的家庭企业数量更多点，而台州当时的企业更多的是戴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红帽子”稍微多点。

　　但这个时间过程并不长，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台州率先在全国创造出股份合作制并很快面上推开，台州同温州殊途同归走上民营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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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民营经济的本质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那么当年在浙江坊间盛行的“老百姓经济”说法就是起源于温台两地。

　　当年曾经有过一个约定称呼，叫“浙南模式”，即民营经济模式起源的约定说法。

　　所谓的“浙南”模式，也就是对温州、台州两地民营经济起源的约定称谓。后来才慢慢地以“温州模式”所替代。

　　可以说，台州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国地标，为“温州模式”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年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最早和最普遍的也就是温台两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把改革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最早发源地称之为“温台模式”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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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起源地

　　改革时代起源于浙江的民营经济，第一波当然来自于“温州模式”的温台两地家庭企业，但全省民营经济得到普遍并快速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线的“改制”。

　　在这一进程中，不能不提起“第一缕阳光”升起来的温岭民营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重大贡献。

　　1983年1月8日，经工商登记，中国第一家民营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岭注册成功，随后，台州股份合作企业蓬勃发展。

　　这是一个脱掉社队集体企业“红帽子”，改制为家庭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过程。

　　结果短短三年时间，全县新批了2678家，几乎完全是联户经营。到了87、88年，台州、温州、金华的一部分，可以说浙南一带民营股份合作制企业，基本上替代了原先的社队集体企业。

　　由此开始，浙南经济进入民营企业发展为主体的“温州模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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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这个时间点上，笔者在90年到温岭市泽国镇和当时还属黄岩市路桥镇进行了一周以上时间的调研，曾记得有件事印象深刻。

　　在温岭泽国镇调研时，遇到一位乡镇集体企业的“老总”，他当时对集体企业改制忧心重重。他说全镇原先的集体企业全部改为民营企业，惟有他这个集体企业还未改制，在全面“白色恐怖”中，他这一集体企业的最后一面“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

　　或许受其影响，加上当时大环境也在批判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笔者在调研内参上撰文提出一个错误观点，即要把民营经济的“浙南模式”扼止在路桥泽国之南，不能让民营经济之风越过路桥泽国之北，来冲击杭嘉湖宁绍乡镇集体企业的“苏南模式”。

　　这也恰恰说明在当时台州同温州一样，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无法扭转的大趋势。而且，台州民营股份合作制对全省推行民营经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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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随着不久后南巡讲话推动的新一轮改革大浪潮，浩浩荡荡，势如破竹，浙江民营经济以它的茁壮生命力和强大市场竞争力，所向披靡，涌入到全省各个角角落落。

　　笔者曾连续八年担任当时省“路教”办公室主任，“路教”其实质就是以思想教育为载体，以改制为切入点，以省委省政府之名推行民营经济的发展。

　　也就在这期间，浙江进入一个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全盛时期。在这大转变期间，台州民营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对全省乡镇企业改制起到了重大的贡献。

　　笔者94年带领省“种粮千里行”新闻单位重点在温岭检查，95年又带着省委春耕检查组蹲点在温岭泽国镇半个多月。

　　这两次温岭之行，对温岭、台州民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即使时光流逝二十年有余，这次躺在温岭医院病床上是如此清晰流畅地一一浮现出来，想到一位记者该给台州民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记录下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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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或许就是股份合作制的基因让台州避开了温州借贷危机和种种“陷阱”

　　三年前的台州经济深度采访，让笔者惊喜地发现，连续两年跟踪报道温州借贷风波所看到的种种危机和陷阱，在台州鲜有发生。

　　在同样民营经济占绝对主体的两地，当温州借贷风波让民间借贷信用成为“一地鸡毛”，而台州民间借贷并没有爆发出危机的险情；

　　当温州企业家出现跑路、跳楼、自杀和企业倒闭潮，而台州鲜有如此危机爆发；

　　当温州脱实向虚成为相当普遍现象，制造业一直低迷不振，而台州资本和企业脱实向虚倾向并不算过分严重，且制造业在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仍是主旋律；

　　当温州金融波动幅度颇大，只是没有公开用危机两字来形容，而台州金融平稳运作显得如此波澜不惊；

　　即使农村经济方面，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农业效益，笔者在台州也能时时捕捉到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盎然。

　　如果说温州在早期很长时间段以家庭企业引领着民营经济的发展，那么后面台州以股份合作制引领着民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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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解释这些年台州为什么鲜有发生温州借货风波造成的种种危机，很重要的一点是股份合作制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两地均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但台州民营股份合作制的基因，比起温州更深厚得多。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些节点上，温州家庭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更容易受利益驱动，投资盲目跟风会更趋严重些，市场趋利避害机制更弱一些，而台州股份合作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在投资、发展、经营各方面更趋向于理性一些，更加稳健一点，在市场危机管控中设置“防火墙”意识会更自觉一些。

　　正因如此，台州在温州一波民间借贷危机中，并未深受其害和身陷其境。台州不愧为股份合作制创造者和起源地。

　　由此可见，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机制创新，是可以防范市场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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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第一次采访完陷落借贷危机中的温州，路过台州看望任职市委书记的曾经同事。当谈及温州制造业相当低迷时，这位书记很自豪地说，在浙江最有条件成为制造业大市的，非台州莫属。

　　三年前的这次深度采访和后来台州的一系列动作，证实了这位书记的预判是有依据支撑的。

　　即使脱实向虚盛行时，台州也一直坚守制造实体经济的发展。

　　台州形成了以汽车制造、医药化工、塑料模具、智能家居、泵与电机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台州有胆气地提出领跑“中国制造2025”。打造台州先进制造业高地，进而成为国际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之都。台州制造业各方面的数据显的都很亮丽。

　　台州制造实体企业，资本能够坚守主业，而没有过多地去“炒”这个或那个；企业家勤耕主业，并未过多的脱实向虚多元发展。这同台州大多企业由股权结构设置的企业制度有很大关系。

　　股份合作制企业，即使是兄弟、家庭、亲属分置股权，如果离开主业，如果对外投资，也不会象家庭企业那样随意和自由。

　　记者采访中，即使有企业家去投资“炒”什么，也只能动用他个人财富的那块资金，而不能轻率地动用几人构成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公用资金”。他们称其为预防市场风险的“防火墙”。

　　股份制，恰恰是“防火墙”最好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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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金融稳健在全省绝对是位于前列的。不良贷款率和坏帐核销这两个数据之好在全省11个市当中很难找到的。台州稳健的金融秩序同温州民间金融借贷乱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记者在温州采访时，曾听到数量很多的企业家对金融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这次波及整个温州的民间借贷风波，与金融机构的种种行为是戚戚相关的。

　　而在台州采访时，企业家对金融机构特别是三家股份制民营银行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出现在温州的民间借贷风波，近邻的台州也有波及，但远远要比温州好得多。这与台州有三个由民营资本股权组成的小微银行密不可分。

　　同样是股份合作制，给予台州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近些年创新的股份合作农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和生机。在台州农村，到处可见股份合作这一最具活力的制度创造的农业物质形态。

　　这里，股份制改革红利极大地催化和释放着土地的贡献率，其耕地复种指数和农产品产出率都领跑着全省发展；

　　这里，股份制改革动力极大地促进和提高农业的经济收入，其亩产经济效益和土地租金收入都居全省前列；

　　这里，股份制改革催生着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现代农业的发展，其数量和质量在全省都是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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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台州股份合作制的基因和制度建设

　　在台州经济发展进程中深深地扎下根。笔者曾对台州两任主政者说起对台州经济发展最深的印象，就是“活力”二字。

　　活力来自于从改革初期并一直坚持下来的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是人类推动经济发展的一大创造。

　　它将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整个过程，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最完美的制度安排。作为民营股份合作制起源地的台州，一直是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引领者。

　　台州股份制改革的实践，既为民营经济发展贡献了新的经验和模式，并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危机和陷阱，更为今后全省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引领和示范。

　　这正是三年前笔者台州采访时的一个观察和结论。

　　本文作者系原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