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阚翠花代表其年事已高的父亲，与另外两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在北京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

　　“我们主要受到的是日本政府的迫害，如今，三菱道歉了，日本政府还没有道歉，我们将继续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赔礼道歉。”家住在河北唐山的阚翠花对记者说，她96岁高龄的父亲依旧要求日本政府向二战中国劳工谢罪。

　　今年6月1日，阚翠花代表其年事已高的父亲阚顺，与另外两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在北京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根据协议，三菱材料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三菱赔礼谢罪后，阚翠花描述，年事已高的父亲激动落泪，经过二十多年的索赔抗争，如今终于有了结果。“他仍然坚持，日本政府需要向他们道歉，毕竟他当年是被日本政府强征过去的，他所受的伤害主要来自日本政府。”

　　阚翠花根据父亲的回忆向记者介绍，1944年，年轻的阚顺被日军强制抓到日本挖煤，受尽屈辱和折磨，在大雪天里，日本人逼迫着和她父亲一样的中国受害劳工光着脚，将1米厚的雪踩平，以便汽车通过，劳工们每天就用几个小饭团就着凉水充饥，有劳工试图逃走却被活活打死，有些劳工受不了苦，甚至想过自杀。

　　“因为被迫害，我父亲虽幸存但身体也留下了很多病根。年龄大了之后，每逢冬天，我父亲的脚就会皲裂，口子裂得又长又深，太受罪了。”阚翠花说。

　　据了解，二战期间，包括阚翠花的父亲阚顺在内，近4万名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做体力活，期间，6000多名中国劳工死在日本，侥幸回国的也是疾病缠身。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陆续提起讼案，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向幸存者或家属道歉及赔款，但这些案件全部以败诉。

　　2014年3月，身为律师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潘国平代理了包括阚顺在内的一些受害劳工的索赔案，并在河北唐山中级人民法院以日本政府及日本三菱等加害企业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三菱等加害企业公开谢罪，并进行损害赔偿。当时，年迈的阚顺曾亲自到法院递交诉状。

　　潘国平，浙江省台州市人，西南政法大学军事法研究所教授，他说，受害劳工起诉日本政府的用意在于希望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问题，还受害劳工们公平正义。

　　“当前，我们仍要求日本政府能够向劳工赔礼道歉，并希望其能仿效德国设立相关赔偿基金，统一向受害的中国劳工进行赔偿。”潘国平说。

　　记者了解到，近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经致函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要求日本政府对二战中国受害劳工谢罪赔偿。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表示，仅仅有日本加害企业谢罪是远远不够的，日本政府必须承认犯罪事实并谢罪赔偿，因为日本政府是强掳中国劳工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他们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浙江新闻+

　　潘国平：多年致力于民间对日索赔

　　从1995年开始，潘国平就开始关注我国民间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索赔行动，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对日索赔起诉等多起索赔行动。

　　2013年，杭州一位82岁的鲍永康状告日本政府，因为侵华日军在1937年曾烧毁他家中300平米的房屋，害他家破人亡；潘国平成为了当时鲍永康的诉讼代理人。

　　2015年5月份，潘国平看到家乡的一份报纸报纸报道了温岭当地一些离退休干部发起对日索赔，他难掩心中激动之情，马上从重庆赶往温岭，和老人们见了面，并到当地党史办了解情况，介入温岭民间对日索赔案。

　　在看了当地几位老人搜集的一叠叠已经泛黄的材料后，潘国平心生安慰，“这些资料无比珍贵，或许将成为案件诉讼的关键。”

　　2015年8月25日，潘国平带着温岭对日索赔团的两名代表来到浙江省高院，他们将厚厚的一叠起诉书及证据资料交给省高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

　　1941年，侵华日军在浙江温岭松门一带烧杀抢掠，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温岭惨案”。据史料记载，在当年的惨案中，40余人遇害，2300多间房屋被烧毁，6000多人无家可归……

　　温岭对日索赔团的成员有77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温岭惨案”中的受害人或者其后人，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其中最年长的已经98岁高龄。

　　77名索赔团成员状告日本政府，拆分成了77个独立的案件，在每份起诉书中，每名原告均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损失人民币200万元，总计1.54亿元。

　　起诉书中诉称，被告日本政府在中国犯下滔天的战争罪行与反人道暴行，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必须予以追究。

　　今天上午，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联系上潘国平教授，他说，“通过三菱公司的和解，迫使日本政府早日设立民间战争赔偿基金，一揽子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包括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义乌细菌战、温岭惨案等。”

　　综合中国新闻网、浙江在线等

原标题: 三菱材料向中国劳工谢罪 有这个台州人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