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时代》公映之前开始，这部电影就带来了广泛讨论。虽然评论众多，仍不免有些隐蔽而关键的东西尚未被谈及。为此，《洞见》特别策划《再议<黄金时代>》系列，另辟蹊径、冷静思考。

　　《黄金时代》捧热了萧红，然而比起这位女作家的文字，更多人关注的仍限于其感情“八卦”。评论人马小盐认为七十年后的中国与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城并无二致，窥私的看客转世成了网络写手。萧红命运的悲剧与她自身性格密切相关，而非仅仅是受难的无奈。所有的幸与不幸，成就了她的作品与人生。

　　当许鞍华导演执导的影片《黄金时代》在影院票房惨败之时，萧红的私生活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衷消费的民国甜点。各大网站的写手们，纷纷开始兜售一种名叫“萧红和她的男人们”的隐私玛卡龙，一时形成集体消费萧红隐私的盛大奇观：有女性主义者历数萧红情事借此控诉男权社会，也有男性写作者借萧红情史意淫自身与文学女青年上床的浪漫主义情怀，更有写手因萧红男女行为之轻率直斥其为贱货，行文起笔间呈现出一副生殖器管理员的圣洁容颜，宛如萧红穿越时空的抢占了他们的性资源。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早已逝去的萧红而言，几近侮辱。一位作家，本该以书做资，以文立世，无奈在死后多年，亦要在笔名的盾牌上，集齐后来者绯闻八卦的七彩箭镞。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道：“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其实，萧红是知道的。不仅呼兰河城如此，整个中国亦如此，七十年后的中国仍旧如此。呼兰河城是中国社会的一面缩微之镜。只不过那些热衷窥探他人隐私的呼兰河看客，如今转世为一些网络写手。娱乐时代，一切都有被娱乐化的可能。但对一部作家的传记式影片，举目望去，四处散溢着八卦的气息，却难以看到一篇可圈可点的影评，岂非咄咄怪事？虽然我并不赞同因对现实的不满，从而过度美化民国，并将民国命名为黄金时代。但相比民国，我们很可能身处的不是黑铁时代，而是一个狗屎年代--至少，民国时期的文人们，不会群体热衷于他人隐私，而是在追寻整个种族的出路与未来。

　　仅《黄金时代》本身而言，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彼此交织的电影叙事语言，使得这部影片呈现出诗的肌质，而非传统的传记编年史叙事。在一个诗被严重边缘化的时代，这样的影片注定在大众那里无法获得青睐。整部电影的叙事方式与萧红的《呼兰河传》彼此互为镜像：萧红的《呼兰河传》的体裁间于散文与小说之间，《黄金时代》的叙事处于纪录片与故事片的模糊地带。正是这摇摆行进于两种泾渭分明的体裁边界的模糊感，导致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呈现出一种诗意的“越界”美来。在我看来，萧红的一生的关键词是：越界。即若放在当今，萧红亦是一位屡次“越界”的女性。现实生活中道德越界，作品中体裁越界。当然，影片有它自身的叙事缺陷。导演的女性主义视角，令她在萧红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悲悯与怜爱。这便使得影片中的萧红，更像献给“黄金时代”的一份美丽祭品，而非一个被自身性格与时代裹挟前行的女作家。萧红一生屡战屡败的爱情，不仅仅是男权社会下“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这么简单，亦与她自身性格密切相关。萧红对男性有着严重的依赖感，每一个经过她身边的男人，皆是救援她脱离苦海的一叶方舟。只是这方舟接龙，最后皆演变为下一个噩运的开端。萧红的性格，极其多面。她不仅软弱多情，还妩媚强悍。她逃离家庭，跟随一个个男人，皆是性格中的强悍所致，而非仅仅是出于无奈。无论是文字，还是爱情，萧红皆是个在刀尖上跳舞的女人。也就是说，是萧红一直在选择噩运，而非噩运选择了萧红。这是东北女人萧红与上海小资张爱玲截然不同的地方。谁若看不出萧红性格中强大狂野的一面，谁就没有读懂萧红以及萧红的小说文本。可影片却将萧红塑造为三重受难者：时代的受难者，男权社会的受难者，爱的受难者。这样一个美化过的“受难者”形象，必然是一个因时间的距离，扁平化在照片中的“萧红”。她不丰满，亦不真实。

　　所有的实验电影，面对市场都有它的尴尬之处：比起传统的故事片，实验电影的叙事语言不但是“反电影”的，时间语言也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断裂与缝合的。而这时间的断裂与缝合，必要邀请观众调动思维并积极参与进来。在一个早已习惯了视觉快餐的时代，让观众进入“视觉反刍”并享受视觉慢餐，肯定会面临票房惨败。许鞍华在上映前就屡次强调“收回投资方成本”就好，显然明白自身影片在市场上所面临的困境。但坏票房未必是坏电影，也未必能证明一定是好电影。就电影艺术而言，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是一部中上之作。它的美学失误，不仅仅在于人物形象的扁平化，还在于影片中过多插入的同代作家对萧红的评价。这些片段繁多矫情，过度文艺腔，有说教之嫌。好似导演出于对演员表演艺术的不信任，从而强迫观众认同萧红是一位伟大的女作家。这是整部影片的美学青春痘，幼稚天真，突兀难看，显然毫无存在的必要。

　　在我看来，萧红的文学才华，一点也不低于张爱玲。这一南一北的两位女作家，是刚刚摆脱“女子无才便是德”时代的文学双生花。萧红书写了她所经历的乡村生活，张爱玲记录了她在上海的城市经验。两个人皆从女性视角出发，一乡一城，各自填补着民国时期的文学空间。从成名作《生死场》的前半部便可看出，萧红具有书写乡村生活的天赋。通过萧红的书写，我们看到饥饿年代的农人们，愚昧、坚忍、残酷，动物一般的在大地上盲目的生生死死。这当然得力于萧红的童年经验。但萧红的《生死场》并无鲁迅所捧的高度，它只能算一部青涩之作：为了迎合彼时的左翼意识形态，作者在小说的后半部虚构了她所不熟悉的农民革命。空洞的口号，莫名的暴动，导致小说前半部与后半部宛若腰斩，逻辑难以自洽，文本断裂明显可见。一旦抛掉外界强加的政治意识形态，萧红原本具有的写作天赋便浑然天成的显露出来，《呼兰河传》便是作家恢复心灵自由的成熟之作：祖父、后花园、小街、大坑，邻人、火烧云等繁杂多样的人与事物，皆在萧红具有灵性的笔下真实的呼吸起来。

　　萧红是幸运的，在适当的年代，遇到了该相遇的人，写了想写的作品。萧红是不幸的，生前四处流浪，情感千疮百孔。恰恰是萧红的幸与不幸，成就了萧红的作品与人生。正如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所写：“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是的，此时此刻，是所有艺术家的“黄金时代”，无论萧红还是所有的在者。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原标题: 萧红真的是可怜的受难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