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岛湖女孩章子欣事件，成为近几天头条社会新闻，抢了国人整整10天焦虑的眼球。

　　按照互联网传播规律，事件只剩下两个疑问：那俩人为什么要带走章子欣？章子欣是怎么死的？尽管排除了人们事先的几个猜测，但相信也会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说法出来。

　　几乎这一事件又会被每日更新的新闻所淹没。好在人们已经更多的在讨论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检讨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成因，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阶梯。事件可以过去，检讨社会成因应该继续。  

　　社会成因无疑是诸多方面。笔者更愿意从留守儿童这个社会成因去检讨分析。这是一个压在社会学者心中几十年的沉重问题。

　　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让80%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开始大量的涌向城镇。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打工潮”风卷全国。当时，有一种选择叫离开，有一种趋势叫进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城镇人口从1.5亿不到上升到8亿多人口。这是一个社会的巨大进步。

　　明年将会宣布全中国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活。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梦想。不要忘记背后的一个决定性作用，就是农民收入的70％以上是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工业化和城镇化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社会规律告诉我们，巨大社会进步也会有重大代价来换取的。相比城镇化快速发展，乡村发展滞后甚至衰退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过程中，大量的留守老人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存在，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也是城镇化巨大进步所付出的一个重大代价。

　　作为十几年的记者，可以说农村采访比较勤的。在十多年前跑农村时，最让记者纠结的是在农村所看到的留守儿童的情景。

　　那时的浙江农村，留守儿童是个普遍现象。走在乡村，进入农户，映入眼帘的大都是隔代的老人和孩子。特别是在世纪之交那几年，农房还比较简陋，环境比较肮脏，物质精神比较贫乏，特别是有不少儿童长期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那种孤独、无神、无助的眼神，多少年后也挥之不去。

　　记得一次在浦江采访时曾对当地主政者聊起，浙江应该最早结束农民工“孔雀东南飞”现象，特别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曾关注，曾撰文，曾呼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刻不容缓。每当有机会与在城打工者都真诚建议他们把子女带在身边，尽管知道他们也是有很多无奈。

　　笔者撰文授课都强调一个观点，一个留守儿童会毁了三代人，这也算是一句“盛世危言”了吧？  

　　今天缙云同志明确的说，这个拐点的时间是五六年前开启的。这与笔者的观察是吻合的。这些年来，笔者在浙江农村不间断的走动，最大的欣慰是留守儿童看到的越来越少了，有时几乎很难见到一个。为浙江进步而自豪，为农村发展而高兴，为乡村儿童而欣慰。

　　记得三年前到莲都区峰源乡，走遍了所有行政村和几十个自然村，只有在条件相当不错的乡学校里看到三十几位留守儿童的学生，据说大都是家庭有特殊情况的孩子。在几个偏僻的自然村里，还可看到一定数量的老人，但未见一个留守儿童与老人生活在一起。当时我很欣慰的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当地的主要领导，并积极建议陪同这位乡村情结也很重的领导一起去学校看望了这些特殊的留守儿童。

　　笔者退休后在浙大继续教育学院承担着主要教授乡村振兴内容的课程，并走南闯北的授课和调研乡村振兴发展。可以说是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乡村振兴和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非讲不可的话题，从未漏掉过。

　　在这中间，笔者都会比较欣喜的告诉外省的干部学员，浙江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可以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可以说这是浙江城镇化发展和乡村发展的一个最大的成果。每讲此处，笔者都会大大的舒缓一口气，对乡村未来都会添加一份希望。

　　这次千岛湖女童章子欣的悲剧，再次搅动了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也让笔者放下的心重新纠结起来。说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并非都已解决，况且章子欣女童还是笔者的家乡千岛湖人。让笔者明白一个道理，留守儿童只要还存在，章子欣女童的悲剧还会再发生。任何在这个问题上的轻视、松劲和不努力、不作为，都是章子欣女童悲剧的社会成因。问题尚未解决，社会仍需努力。

　　浙江作为沿海省份，城镇化和乡村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前列。相比而言，浙江留守儿童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但全国乡村留守儿童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全国一盘棋的问题。问题在农村，根源重点还是在城镇。只有尽全力解决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只有尽全力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岗位，同工同酬，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只有尽全力帮助农民工解决居住和小孩读书教育的实际问题，才能最大程度的帮助留守儿童待在他们父母身边，也只有最大程度的避免章子欣女童悲剧的发生。

　　在缓解留守儿童问题上，政府的责任、担当和能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政府多出台一些政策，多做一些实事，多化些钱到农民工身上，就可以让他们有条件多把子女带在身边。

　　从人性关怀来说，尽可能让未成年子女与他们的父母一起生活，是全社会最起码的文明程度的要求，也是作为第二个经济体大国着力去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这或许是章子欣女童悲剧留给社会的最大告白。

　　再去埋怨章子欣女童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社会成因的检讨和剖析，唤起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肯定会更有价值。任何有社会价值的悲剧发生，若用社会进步来补偿，恰恰是我们最要去做的事。

　　（本文作者系浙江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