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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文人:从张扬到卑微
2018年02月03日 来源: 台州日报

  上月,浙江大学教授徐永明在台州市图书馆开讲,漫谈元末明初的文人。其研究和结论,不无借鉴意义。

  元代文人群体主要分南北两大区域。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四川是一个小中心),南方以南宋故都杭州为中心。北方文人分布较散,总量也不如南方的多,南方文人集中于江、浙、赣,其中,浙江籍文人最多。

  元朝中期恢复科举制,一度让南方士子产生好感。但是,元朝内部宫廷斗争激烈,科举选材不明显,让汉族士子十分失望。

  到了元朝末年,绝大多数汉族文人不愿与朝廷合作,给官也不要。一些当过元朝的官的文人还为其他文人所不齿。

  元延祐二年(1315),元朝恢复科举制后,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1277-1357)考中首批进士。但是,到了元至正(1341-1370)初年,他多次辞职,并且未办手续就返回故里;朝廷不批准,派使者把他追回来。直到至正十年(1350),皇帝才允许他退休。

  元至正三年,朝廷修撰辽、金、宋三国史,聘请张枢为长史,他坚决推辞。至正七年,朝廷征他为翰林修撰兼国史院编修,他又推辞不赴任。使者强迫他上路,走到武林驿时,他称自己生病了,赴不了任,又回来了。

  因为守节成功,张枢受到南方文人群体表扬。

  至正九年,黄溍高徒宋濂因为元朝大臣推荐,被朝廷聘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宋濂借口父母年老,需要照顾,自己不敢远离父母,坚持不赴任。

  当时南方文人主要分两个圈子,一个是浙东文人圈,一个是吴中文人圈。黄溍、张枢、宋濂等人都属于浙东文人。

  这两个圈子的共同点都是不愿与元朝廷合作,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大。

  在生活方式上,浙东文人道貌岸然,洁身寡欲;吴中文人则享受生活,亭台楼阁,歌舞书画,应有尽有。比如吴中文人顾德辉,家庭豪富,建筑的玉山草堂,不仅有亭园池榭,书画图史之富,而且群姬狎坐,歌舞娱人,是吴中文人理想的追欢逐乐、宴集赋诗之地。玉山草堂的景点,有钓月、可诗斋、读书舍、种玉、君子亭、小游仙、春晖楼、书画舫、听雪斋等几十处,歌姬有翠屏、素真、琼花、小瑶池、小蟠桃、金缕衣等十多个。

  在政治态度上,浙东文人比吴中文人更有热情和抱负。浙东文人深受宋理学影响,关心政治,关心现实。比如在金华,朱熹、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南宋理学大家,开宗立派,传承有序,影响深远。吴中文人对政治相当冷漠,耽于耳目声色,溺于诗画艺术。

  在创作上,浙东文人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个人操行节守等严肃的题材较为关注。吴中文人则更多的是宴饮唱和,表达自我感受。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看,浙东文人比吴中文人更有担当。但是,从艺术成就上看,吴中文人比浙东文人更高。已故的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认为:“在元末明初的文学作品里,对自我的肯定,或者说对束缚个性的反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最有成就的诗人就是杨维桢与高启。”这两人,都属于吴中文人圈。

  元朝廷让文人失望,元末起义军却让许多文人看到了希望。为了一统天下,各路起义军首领也越来越意识到文人谋士的重要性,他们礼贤下士,才华之士都被收于麾下。

  起初,朱元璋也是礼待文人的。至正二十年(1360),他就专门聘请浙东四先生来南京辅佐他。

  平定天下后,朱元璋即着手修元史。修史者,主要就由浙东文人和吴中文人组成。浙东文人宋濂、王祎为总裁官。

  但是,在《元史》修好后,朱元璋变脸了,许多功臣被整死。

  其实,既定天下之时起,朱元璋对文人就不如之前客气,许多功臣和在野的文人下场都很惨。许元,在朱元璋准备登基之时辞职,被逮捕死狱中;高启,因魏观事,被腰斩;王彝,因魏观事,被诛于南京;徐贲,犒劳军队不及时,下狱死;吴沉,因被人谗,下狱死……

  宋濂与次子宋璲、长孙宋慎同朝为官,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做人做事都小心谨慎,也没能逃过朱元璋的魔爪。洪武十三年(1380),因宋慎涉胡惟庸案,宋慎和叔叔宋璲被杀。宋濂原本也在被杀者之列,幸好太子和马皇后先后求情,才免于死。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宋濂一族被贬至四川茂州(现茂县),他本人也在去茂州的途中病逝。

  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怕自己被文人玩弄,才对文人采取高压态势,动不动就杀头的。据黄溥《闲中今古录》记载,平定天下后,朱元璋有意重用文臣治理国家,那些战功赫赫的武将不答应,劝他应该提防着点文人。武将们说,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对谋臣儒士厚礼相待,他请这些饱学之士为自己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大家给他取名士诚。朱元璋说,这名字挺好啊。武将们接着说,《孟子》里有句话就叫“士诚小人也”,张士诚哪里知道这层意思呢。

  听了这番话后,朱元璋之后看章奏文章,就经常生疑,文字狱随之多起来。

  天台人徐一夔,因贺表里有“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句,被朱元璋解读为“生”是“僧”的谐音,“则”是“贼”的谐音,于是被杀。来复,因歌颂朱元璋的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的句子,被朱元璋认为“殊”是“歹朱”的意思,于是被杀。山东按察司副使张孟兼,因举报山东布政使吴印违法被杀。吴印曾是和尚,因受朱元璋赏识而被提拔从政。他害怕张孟兼举报,反过来诬陷张孟兼欺侮同僚、不能容人,向朱元璋诉委屈。朱元璋也曾当过和尚,断定张孟兼妄自尊大,不怀好意,杀了他。

  看到大批有识之士死于非命,茹太素(官至户部尚书)曾上万言书,直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结果被杖责。后来有一次,朱元璋赐酒给他,半开玩笑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只能顺着话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再后来,茹太素因詹徽事,连坐,也难逃一死。

  明初百年,文化萧条,与朱元璋打压大批文人有直接关系。

  属于浙东文人圈的绍兴诸暨人戴良曾在元朝政府当官,入明后,隐居不出。他周边许多朋友都到明朝政府当官了,跟他保持联系的很少。好朋友宋濂在朱元璋一统天下后,也跟他几乎断绝了联系。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在《投知己书》中不无感慨:平生与卿相士大夫交往不少,许多都是互相欣赏文采、称兄道弟的文友。无事的时候,大家以生死兄弟相称,一旦遇到小变故,有些朋友马上变脸,拂袖而去;有些朋友变得像仇家一样,落井下石;至于装作不认识,不但不帮你说一句话,反而附和他人说你不好的,比比皆是了。

  这段话,虽然是戴良的个人感受,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初文人的心态。

  在高压政治态势下,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宋及之前文人,心态开放,人格高扬;明之后文人,尊严常常被践踏,人格越来越卑微。这是元末明初文人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标签: 明初 文人 朱元璋 浙江在线台州频道 责任编辑: 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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