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周恩来总理最后一任秘书——纪东将军专程来到台州讲课。他深情回顾了在周总理身边工作8年的详细经过，和大家一起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1968年来到周总理身边工作

　　今年的1月8日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40周年，3月5日是总理诞辰118周年。虽然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40年了，为什么一声“周总理”，亿万国人的心底会油然而生敬意？为什么他身后无骨灰也无坟墓，但人们还会自发地以多种形式祭奠他？

　　答案就是：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伟大人格，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前行的精神力量。

　　1968年，周总理身边的秘书由之前的十几个逐渐减少到3个，再后来就只有我和钱嘉东两个人了。

　　1972年，总理曾对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我有两个秘书，“一文一武”。文的指钱嘉东，管外事和宣传工作；武的是指我，管内政和军事工作。我和钱嘉东秘书每天轮流值班，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实际上我们除了睡觉那几个小时外，都在办公室，接打电话、阅读文电、随时听候总理交办事情等。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的8年，是他最忙的8年，也是他最累、最难的8年，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最难忘、最怀念的8年。

　　有不少同志问我们这些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你们对总理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的直接感受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总理的人生主题，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精神风范和崇高品德，是由忠诚铸就的，是由无私凝聚的，是由勤廉践行的，是由担当奉献的，是由求实奠定的，也是由律己修养的。

　　一天最多只睡五六个小时

　　周总理在最后的岁月里，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是怎样为国家和人民操劳，艰难地担当重任，忠实践行党的宗旨呢？

　　总理晚年工作时间主要是夜间，通常早上四五点或者是七八点上床睡觉，中午十二点或下午两三点起床。如果他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我们心里就觉得非常踏实。遇上外宾来访，或逢国内事务繁忙，这五六个小时就无法保证。

　　每当看到总理睡得那么香甜，我们连几秒钟都不想提前叫他，那句“总理该起床了”的话，可以说是忍着心痛说出来的。一般情况下，总理睡觉总是很机敏的，太困时，要叫两三声他才能醒来。只要醒了，总理就会立即穿衣服，从不在床上磨蹭。期间，我们还要向他报告在他睡觉的几个小时里，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情，这时候，一天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即使洗漱，他也要听我们的口头汇报，或是交待新的一天要办的事情。

　　总理一日三餐非常简单

　　总理洗漱完毕，就到客厅吃早餐。他的一日三餐非常简单。早餐是一杯豆浆或是一杯牛奶冲鸡蛋，加上一片黄油或果酱烤面包，十分钟就吃完了。至于中餐、晚餐什么时候吃，一般是不定时间，不定地点。吃的是一荤一素一汤，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因会见外宾，或主持会议，连续进行活动不能按时吃饭，卫士就给老人家上一小盘花生米，或喝几口从家里用保温杯带的粥。

　　总理吃完早餐就到办公室批阅紧急文电文件，而后或外出开会，或会见外宾，往往都是深夜才回到家里。这时候等着他的便是办公桌上待批的文电。

　　在办公室工作时间长了，总理就到卧室去，坐在枕头上，背靠着床头继续办公。有的文电看完后他要写批示，就把一张前腿高、后腿低，有斜面的小炕桌架在两腿上批写，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

　　总理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正月初一也是这样度过的。

　　1974年6月1日住院治疗

　　1974年四五月间，总理由于病情加重，加上过度劳累，发生缺氧症状，有时候，甚至用椅背顶住腹部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与会同志劝他坐下，他说：“我不能坐，一坐下来就会睡着了。”

　　总理的身体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了，才于1974年6月1日下午，完成所有计划内的工作安排，告别他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临上车前，他还嫌我带到医院的一包文件不够，自己又挑了一包才上汽车。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这里。

　　对总理来说，住医院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环境，他对工作的操劳一直没有停止。1974年底，病中的总理拖着瘦弱的身体，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两位老人长谈到深夜，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长沙决策”。

　　去长沙之前，一些老同志，特别是叶剑英元帅，都为总理的身体担心，叶帅指示医疗组一同前往，并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总理却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并感慨地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975年最后一次出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1月，总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只有5000多字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也是毛主席为了让总理的身体在作报告时能支撑下来，委托邓小平同志参与起草的。在这次会议上，总理用坚定的声音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被保护下来的大批老干部进入了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班子，为后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重病时仍然坚持

　　繁重的工作

　　总理每次做大手术前，都要我们秘书提前一两天到他的病床前，交代有关工作事项，我们把一件件重要的、需要他批示的文件向他报告后，他便逐一提出办理意见。当我们含泪离开他并小声祝总理手术顺利时，他老人家却若无其事，笑着安慰我们说：“不一定，两种可能。”他是让我们明白，这次手术可能下得了手术台，也可能就是诀别。离开病房后，我们都会失声痛哭。

　　由于为国家日夜操劳和病痛的无情折磨，从1975年6月中旬第三次大手术后，大家心目中面带微笑、慈祥可亲、风度翩翩、豪气英风，身高1.72米的总理，体重只有60多斤了。

　　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时，也就是离总理去世前一个星期，他又把我们秘书叫到他的床前。这时老人家的面庞更加消瘦，长长的胡须垂到胸前，他微微招了招瘦弱无力的右手，一字一顿，用尽全身气力，给我们说：“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说完又陷入了昏迷。

　　这是总理给我们秘书留下的最后的话语，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总理说出“累”这个字。当我们悄悄地、慢慢地、依依不舍地离开病房时，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满脸的泪水。

　　当总理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时，他专门交代医务人员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高兴的。”

　　1976年1月8日

　　总理永远离开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离开了，这位在与病魔顽强斗争的同时，还继续担负着繁重工作的敬爱的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305医院到1976年1月8日去世，整整587天，他先后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每41天就要做一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同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这些数字意味着在医院治疗的总理，平均每天的工作量仍在8小时以上。

　　1976年1月11日4时30分，总理的遗体火化。凛冽的北风，挡不住为总理送殡的人群。张树迎、高振普在灵车上护卫着总理的遗体；钱嘉东、赵茂峰和我尾随在邓大姐的车后。

　　我们看到十里长街挤满了送别的人群，《十里长街送总理》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人们肃立着，目送灵车开过，久久不愿离去。

　　当总理遗体停放在灵堂时，周围的人一起拥到棺木跟前，呼喊着总理你别走啊……这时邓大姐拍着总理棺木说：“恩来啊，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咱们谁也没有说……”当时主持总理遗体火化仪式的是国务院管理局高付有，他带着哭喊声哀求大家，让总理走吧……

　　周总理活着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死后还把骨灰撒向了中华大地，分别是北京八达岭长城内外，北京城郊，天津海河入海口，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老人家曾经说过“共产党人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他是大众的牛，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树立了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的形象。

原标题: 难忘8年，我给周总理当秘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