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台州频道6月30日讯(记者 赵静 市委报道组 周旻澍 吴敏力) 雨后初霁，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香气和阳光的味道。顺着小路走进温岭横峰街道东塘村，窗外田垄边一畦新绿，在这两层高不起眼的老宅子里，住着一位九旬老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寻访对象，王阿富。

　　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王阿富应声从屋里走出来。老人一身蓝布衣黑裤子，身板笔挺，一丝不苟。虽然年届95岁高龄，但老人依然耳聪目明，反应敏捷，说话有力。不管过去多少年，他仍然保持着硬朗的军人风范。

　　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王阿富是一个传奇。他出生于1921年，与党同龄。他在建国前入党，参加过渡江战役、抗美援朝，子弹曾呼啸着贯穿过他的身体。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他，却选择了解甲归田，回到家乡横峰街道平静地当了27年的村党支部书记。

　　王阿富思路清晰，说起过去的岁月仍然历历在目。他的床头抽屉里珍藏着一个蓝色的小礼盒，里面用白纸妥帖地包裹着8枚勋章。每一枚勋章都凝结着一段传奇。

　　长江南岸，难忘火线入党的一幕

　　王阿富在竹藤椅上坐下来，消瘦的手将包裹着勋章的白纸层层剥开，也翻开了一段段风雷激荡的红色记忆。

　　第一枚勋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颁发。勋章上，是手持刺刀枪的解放军战士，背景是滚滚长江和扬帆的战船。

　　这正是1949年4月渡江战役的场景。

　　“我在1949年1月9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时隔半个多世纪，王阿富仍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参军时间。随后，部队向南开拔，并于当年4月20日参加渡江战役。

　　“打头阵的是第二野战军，接下来第二阵，就是我们的部队了。”老人的回忆，顿时把大家拉进了那个炮火连天的时间点。

　　4月21日，王阿富所在连队接到任务，要求渡江并肃清对面桥头堡。当天下午，连队150多名战士分乘30余艘船只，迎着激烈的炮火奋勇登陆，迅速消灭了残敌，立下战功。

　　部队行至嘉兴，王阿富迎来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那天，党组织负责人找到他，宣布组织通过他的入党申请。

　　从参军到入党，仅仅过去3个月，这令王阿富激动万分。“一个词，那就是对党忠诚，”老人说。正是这股子信念，令老人在战场上奋不顾身，也因为如此，才有了火线入党这令人难忘的一幕。

　　汉江之畔，血与火的洗礼

　　第二枚勋章是一枚抗美援朝三等功勋章。勋章上，一名手持钢枪的志愿军战士站在朝鲜大地上，勋章背面还铭刻朝鲜文字。第三枚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951年赠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这些勋章承载着一段血与火的历史。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王阿富随同大部队从上海出发，途径山海关，从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进入朝鲜战场。随后参加了著名的黄草岭战役。

　　黄草岭地势险要，是东线战场的必争之地，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一场战斗下来，消灭敌人800人，但王阿富所在营部4个连队仅剩下1个加强连。

　　11月的黄草岭，“雪很大，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雪山上天寒地冻，温度低至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冻土层就有一尺厚，”王阿富回忆道，“一口冰雪、一个冻土豆、穿着露着棉絮的棉袄、住着冰冷的防空洞。”为了挖战壕，他们用羊角锹一锹下去只能出来婴儿拳头大小的冰块。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硬是铲出了近2米深的战壕。“我们每两三个小时换一次岗，好多战友手指、脚趾都冻断了。”那次狙击战持续了五六天，因为后方交通被敌机轰炸阻断，粮草运不上来，每人一天只能以两三个大土豆维持体力。

　　“有一个小炮用降落伞的布包着，被敌机发现，对我们持续轰炸三个小时，幸好我们掩体挖得深，一个也没伤亡，上级还表扬了我们。”

　　修整20多天后，王阿富所在部队又奉命阻拦美军和李承晚部队的进攻。“敌人火力很猛，空中还有敌机狂轰滥炸，几十厘米粗的大树都被炸断了，子弹像爆米花一样在身边乱蹦……”王阿富和战友们借着夜色和火力的掩护，怀抱炸药包，毫不犹豫地冲下山，公路成功被炸，前路受阻。“那次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消灭敌人800多，但我们自己也伤亡了三分之二。”

　　1951年4月25日下午，王阿富带领突击班要在一个无名高地上打前锋，要冲过一片200米长的开阔地。“人先从沟里过，再往高地走。高地没遮掩，我们一上来就遇到子弹扫射，前面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倒下，我们排长也倒下了。”但是王阿富他们并没有退却，顶着枪林弹雨继续前进，与目标越来越近，80米，70米，60米，一枚子弹击中左手腕，另一枚子弹呼啸着贯穿了他的胯部。“我倒在雪地上，只知道滚烫的血不停地涌出来，把衣服都浸湿了，子弹像爆米花一样在身边乱蹦。”当年的血雨腥风，出生入死，王阿富的回忆里满是自豪。

　　红色的传承

　　无名高地战役结束了王阿富的军旅生涯，他的左腿至今抬不起来，左腿明显比右腿细瘦。他作为伤残军人被送回国内。

　　回国的经历可谓九死一生。伤员需要被转移到离中国边境200米远的一处地方。“原本是用火车转移的，有一列载了200人的火车遭到敌军轰炸，无人生还。我们就改用大卡车趁黑夜赶路。黑漆漆看不见很危险，一开灯，敌军的子弹就扫过来了。驾驶员想开了灯开快点，转弯时来不及躲闪，好几辆车就这样翻下了悬崖。”1952年6月1日，王阿富回到东北，他说，“飞机舱门打开的那一瞬，红彤彤的太阳照在脸上，非常震撼。”

　　那是劫后余生的喜悦。这被照亮的信仰的光芒，此后，也照耀着他的一生。

　　1952年，王阿富转到诸暨第一军人荣誉学校开始三年求学生涯，第四枚勋章便是在这里获得的——“浙江省革命残疾军人速成中学三等模范，1953年”。还有三枚勋章分别是“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团赠，1954.2.17”、“浙江省第一次慰问军属残疾军人复员军人代表会议纪念章，浙江省军政厅赠，1956年2月”、“温岭县人民委员会赠，一等革命残疾军人模范”。

　　毕业后，王阿富放弃了分配工作，于1954年10月复员回家。“我先是当初级社的社长，初级社变成中级社，中级社变成高级社，我还是社长。”此后，到东塘村党支部书记，从1954年到1980年，因为群众的信任，东塘村的领头羊他一当就是27年。

　　村民为什么都要选他当书记？

　　王阿富笑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选了我，我就好好干。”朴素的话语道出了王阿富身为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感。这27年间，东塘村获优先大队、先进党支部八次。六七十年代，大队评先进看粮食产量，在17个大队中，王阿富带领的大队产量都排在第二、第三位。中共温岭县委温岭县革委会给他颁发了“先进生产(工作)者”的奖章。

　　而感染我们的，是老人身上有种踏实苦干的韧劲，以及对党的忠诚。王阿富家中，处处可见“红色”印记，小木门上挂着“共产党员户”的红色标志牌，抽屉里放着复员军人的证明书，床头放着缀满勋章的半身照片，还有一块“拥军优属光荣之家”的红色铁牌。

　　王阿富膝下三子，小儿子是党员，大孙子也是党员，红色基因将一代代传下去。他说:“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要把国家领导好，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原标题: 寻访|枪林弹雨中走来的王阿富：八枚勋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