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适用死刑。

　　按照目前刑法规定，对受贿罪量刑主要根据犯罪金额划分四档：5000元以下、5000~5万元、5万-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分别对应不同刑罚。由于标准明确、操作上有很强的便利性，这一标准从1988年一直沿用至今。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也带来了很多实际问题。其一，贪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公权力滥用、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上，恐怕难以简单用受贿金额来衡量。其二，“10万元以上”的顶格量刑数额已滞后，不利于拉开量刑幅度，甚至让人产生“小贪”不如“大贪”的错误观念。其三，是否有主观恶意、是否多次犯罪等重要情节，很容易在“唯数额论”下被选择性忽视。

　　社会各界都曾呼吁删除刑法中关于贪污受贿罪的明确量刑数额，此次刑法修正案草案正是对这些呼声的回应。然而，此次修订却引来不少误读，认为删除金额标准，会导致量刑混乱，给贪官逃脱制裁留下漏洞。然而实际上，从“看数额”到“看情节”，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叠加关系。草案中新划出的三档量刑标准，也明确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理念。因此，这不仅不能视为打击贪污受贿力度的削弱，反而是一种加强，只会让贪官污吏得到更合理的刑罚，起到更强大的震慑效果。

　　从“单纯看数额”到“综合看情节”的进步，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立法精神。这一理念进步能否带来实践进步，在具体操作中的重点是压缩自由裁量权问题。刑法修订只是迈开了第一步，还需有后续措施跟进。

　　首先，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理念，应当通过出台细化的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确定。有法学家提议，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地立法机关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符合刑法条款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制定本地的贪污受贿罪量刑数额标准，不失为一种对策。

　　其次，打击贪污受贿行为,还应重点考虑惩治行贿者。以往受贿人被定罪、行贿人却常免于刑事追究的情况应尽早纠正。没有行贿，哪有受贿？法律对行贿者的惩罚，也应尽快纳入常态化的法制框架中，让贪官“不敢收”，还要让行贿人“不敢送”。与此同时，贪污受贿已不仅表现在现金犯罪上，房产、股份、期权等形式越来越多牵涉其中。贪污受贿的“目标对象”也不仅是公职人员本人，其亲属、子女也屡有涉案。对于种种新现象，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设计对策。

　　再次，犯罪情节的认定必须经得起考验，并做好信息公开。此前多起“贪官免死”案件，其坦白认罪、退缴赃款等从轻处罚情节引来强烈争议。今后对贪污受贿案件的情节认定，尤其是涉及从宽、从轻处罚的相关情节，应有内外部的监督核查机制，让信息公开成为司法“防腐剂”。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有关贪污受贿罪量刑，在立法环节上的探讨斟酌，正是逐步趋于“良法”的渐进式改革。然而要从“良法”到“善治”，还必须在司法实践上压缩不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罪刑相等、量刑统一。

原标题: 让贪官“不敢收”还要让行贿人“不敢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