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的重要表述，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会呈现出哪些特征？如何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态阶段，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否也应进行微调？这对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五位经济学家，以期呈现“新常态”概念的大体轮廓。

　　五位经济学家分别为：(排名不分先后)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高培勇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潘建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新常态意味着

　　“变革常态化”

　　当处于“变革常态”时，经济真实的内在波动较大，过渡特征明显。体制的转轨，集中表现为各种割裂，呈现出各种“乱象”：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割裂，经济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的割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风险收益的获得者与最重承担者的割裂等。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会呈现出哪些特点？

　　潘建成：所谓“新常态”，首先是针对过去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状态而言，这种习惯状态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不平稳，波动起伏很大，发展模式粗放，尤其是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以及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失衡，比如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过度依赖，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巨大等等。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增长会更加平稳，结构会更加优化，资源环境会得到更有效地保护，民生会得到改善，社会和谐程度会得到提升。或者可以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慢一些，但人们的幸福感可能会提高得快一些。

　　陈道富：“经济新常态”是在中央对我国经济运行现状提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之后，在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存在一定分歧的背景下，中央对经济运行现实的又一重要判断。

　　“新常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意味着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不同于过去30年，尤其是不同于过去10年高速增长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意味着我国处于阶段转换的变革常态之中。总之，在未来3~5年的时间，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可能更多的意味着“变革常态”。

　　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则可能倾向于用于表达不同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均衡常态”。

　　在两种不同常态中，经济呈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当处于“变革常态”时，经济真实的内在波动较大，过渡特征明显。体制的转轨，集中表现为各种割裂，呈现出各种“乱象”：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割裂，经济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的割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风险收益的获得者与最重承担者的割裂(治理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体系)等等。

　　基于当前存在的多种割裂，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自循环系统。一个是由外贸领域、国际房地产和消费市场、外汇储备运用构成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二是由土地财政、房地产和影子银行构成的自循环。三是投资内部形成的过剩产能自循环。

　　李佐军：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矛盾和问题、寻求经济新对策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三是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四是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

　　高储蓄支撑高投资优势

　　我国短期内仍能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优势。传统的高增长动力尚未耗尽，支撑前30年高增长的结构转换力量，如工业化、城镇化及全球化还有一定空间。

　　证券时报记者：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历史来看，结束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便很难维持在5%以上的水平。我国在结束高增长阶段后，还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原因何在？

　　范剑平：我国在2011~2020年仍然有望保持在7%~8%中高速挡位，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投资主导型国家经济增速快于消费主导型国家是普遍规律，我国现阶段具有接近50%的高储蓄率，比其他经济体相同阶段高出10~20个百分点，既有投资能力，又有投资空间，只要将储蓄高效率地转化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巨大。

　　二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经济增速快于服务业为主的国家也是普遍规律，多数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制造业竞争下降，制造业只得大量向海外转移，但我国人口劳动力总量大，东中西区域差距也大，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可以大量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向国外转移，我国未来20年在结构升级、区域转移过程中发挥人口大国优势，仍然保留较大规模制造业对经济增速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三是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减弱后，通过改革可以激发“人口质量红利”，过去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但我国人力资源潜力还有巨大开发潜力，劳动力质量经过职业教育还有提升空间，劳动力性价比经过开发后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可以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陈道富：我国短期内仍能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优势。传统的高增长动力尚未耗尽，支撑前30年高增长的结构转换力量，如工业化、城镇化及全球化还有一定空间。同时，在转轨过程中，我国又仍借助较高的杠杆，维持着原有的三个自循环，特别是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缓解了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当然，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增强，在找到新的强大增长动力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会趋于7%以下。

　　李佐军：原因之一，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区域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城镇化所处阶段不一致，当部分地区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另一部分地区还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原因之二，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各级政府凭借自身强有力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超出一般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但有些代价不一定眼前显示出来。

　　“跑马圈地”时代结束

　　随着“跑马圈地”粗放式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环境约束日益增强，资源(矿产、劳动力、资金)紧张状况开始凸显，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与之前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发生哪些结构性和转折性变化？

　　陈道富：与之前相比，我国经济运行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需求结构已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的认识和需求将发生阶段性变化。

　　经济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2013年底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6858美元(以2013年底6.11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测算)。虽然我国当前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但总体而言，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本解决温饱等“生存”问题。

　　近10年，我国居民的需求重点已从“衣食”转向“住行”，房地产和汽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终端需求。从人口结构上看，老龄人口占比稳步上升，特别是第一代创业人群逐步退出市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开始成为市场主要参与者(企业家的新老更替，新的农民工群体涌现)。

　　我国绝大部分居民，从保证“生存”转向追求“生活”，开始重视衣食住行的质量，关注环保和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关注公平正义等社会秩序。这是一个需求(欲望)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当需求这个评判体系已悄然发生根本转变时，经济运行的供给体系也要相应转变。

　　二是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和供给机制发生阶段性变化。我国前30年经济的高增长，是在环境资源相对充裕，是在“农业转向工业，农村转向城市，国内转向国际”这三大结构转变的过程中，由政府通过集中资源办大事，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机制实现的。但随着“跑马圈地”粗放式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环境约束日益增强，资源(矿产、劳动力、资金)紧张状况开始凸显，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当前，缺乏明确的可以通过政府集中资源开拓的产业，产业间和地理间转移的利润空间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不得不发生变化。我国还没有达到技术边界，即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仍可以发挥“发后优势”，但我国已不得不开始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的集中和企业效率优化(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企业内部效率提升)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效率，而不是产业结构转移，开始成为主导经济增长效率(全要素增长率)的关键。

　　企业也从原来的收入端扩张，转向成本负债端管理来提高利润。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要求，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对社会资本(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主要表现为对货币金融体系，政府社会市场管理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需求强烈。

　　解决各级政府动力

　　是改革关键

　　要加快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特别是要按三中全会提出的改变GDP考核的偏向，加大资源环境、民生、创新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加大对改革落实情况的考核。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如何保证在新常态下，顺利推进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高培勇：以往的经济体制改革，多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伴随。依托经济高速增长所提供的巨大空间，改革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展开，主要通过“增量调整”逼近或实现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则没有如此的幸运，它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启动的。这里所说的所谓转折性变化和所谓“新常态”，其要义所指在于如下几点：

　　其一，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

　　其二，在以化解产能过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企业的兼并重组甚至退出市场也在成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其三，2008年以来，刺激政策所形成的累积和溢出效应仍在持续，宏观政策的选择和调控空间由此缩小。

　　毋庸赘言，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所谓“三期叠加”的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与前大不相同的一系列新课题和新挑战。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有别于以往改革的重要变化和突出特点。

　　概括起来，这些新课题和新挑战主要包括：

　　首先，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 “增量调整”的传统改革路径由此变窄。

　　其次，面对因消化前期刺激政策而产生的诸多方面掣肘因素，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而探索新的与经济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和方式，改革不得不在一个宏观经济形势相对偏紧的状态下进行，突破以既得利益格局为主要代表的各种改革障碍变得愈加困难。

　　再次，不仅改革在经济增长发生转折性变化背景下的运行规律尚未充分把握，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亟待改革提供新的改革“红利”，改革不得不在一个改革压力相对偏大的情势下进行，渐进完成改革任务，从容实现改革目标的传统改革格局难以再现。

　　这提醒我们，随着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改革也要经历一个走出特殊的发展时期而回归正常轨道的过程。

　　李佐军：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当渡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新常态时期。全面改革正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

　　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至于如何顺利推进全面改革，关键是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按照依法治国的思路和方向，推进全面改革。

　　潘建成：如何顺利推进改革？我认为，解决各级政府改革动力是关键。

　　首先，要强化对新常态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告别过去粗放模式的决心；其次，要加快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特别是要按三中全会提出的改变GDP考核的偏向，加大资源环境、民生、创新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加大对改革落实情况的考核，促进政府部门改革的积极性；此外，这次改革是全面改革，需要各方面进行联动，要特别注意涉及改革的相关部门和群体的协调，同时注意寻求一些改革的突破口。

　　目前来看，简政放权就是很好的突破口，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税收制度改革也是很好的突破口，需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尽管难度很大，目前看来也已迫在眉睫。

　　范剑平：处理好稳增长和促改革的关系是保证在新常态下顺利推进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向改革要动力，根本途径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特别应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看，企业和市场这两个环节的改革虽然也有待深化，但比较起来，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是明显的“短板”。由于它的滞后和牵制，很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陷入胶着状态。这就需要尽快“补短”，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带动财政税收、分配、投资、金融、国有企业、资源性价格等领域的改革。

　　在改革的正面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改革的“阵痛”却逐步加重的改革胶着期，必须适时适度地出台一些稳增长的需求管理措施，加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投资规模，增加对中小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信贷资金支持，保证经济增速不突破区间管理的下限，从而为改革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在现阶段，如果不能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和改革中遇到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

　　陈道富：我的理解是，在新常态下顺利推进改革，核心是承认经济现实，实事求是，顺势推动经济转轨内在要求的改革。

　　强化对就业、物价的监控

　　要加强对就业、物价的监控，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目前就业形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也就是大学生就业相对困难的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调控的目标、先后顺序，或者某些指标是否也应该相应地微调？

　　潘建成：今后一段时间主要任务是改革，是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宏观调控要进一步强调整体的稳定性和局部的针对性，要加强对就业、物价的监控，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

　　要充分认识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劳动人口的减少、经济增长基数的提高、服务业比重的加大，满足充分就业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在显著下降，因此不必过于担心经济增长下滑对就业的影响。目前就业形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也就是大学生就业相对困难的问题。

　　陈道富：从宏观调控目标来看，当经济转向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目标需要适当下调，以适应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此外，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不同宏观调控目标之间的权重需动态调整。从宏观调控工具上看，也需要相应调整。产业、货币、财政、收入等宏观手段选择上，不同类型常态下侧重点不同。

　　在“变革常态”中，产业、收入等手段仍是重点，货币财政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环境保证。当进入“新均衡常态”后，货币财政等手段则宜上升到更常规的工具使用上。在价格、数量及行政手段的选择上，也需要动态调整。

　　证券时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及新常态后，进一步指出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平常心态”应该作何理解，对政策走向有何含义？

　　李佐军：保持平常心态最核心的是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要认清其必然性，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

　　陈道富：当前我国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折时期，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因素。越是重大的战略，越是需要平常心。平常心就是要尊重经济市场本身的规律，顺势而为。这也意味着对各类政策目标的确定，要有更大的容忍度，需要放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突破原有的各种框框约束。

　　潘建成：平常心态就是不要遇到问题就大惊小怪甚至惊慌失措，要深刻认识到三期叠加的影响不会短期消失，但支撑未来经济平稳增长的因素依然还有很多，改革和转型可以腾挪的空间依然巨大，需要保持心态淡定，同时从容应对。平常心态要求我们着眼长远目标，不要受一些短期问题困扰，也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波动延误改革和转型。

　　证券时报记者：经济进入新常态，对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潘建成：经济进入新常态，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更稳定的预期。经济的剧烈波动容易带来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对资本市场的破坏性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有过痛苦的教训。而未来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增长，会为资本市场的回暖奠定经济基础。

　　同时，法制环境、社会诚信环境的不断完善，也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的改革，反过来也将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资本方面的突出作用，降低全社会整体融资成本，降低潜在的金融风险，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更有活力，也更安全。

　　精彩观点摘要

　　范剑平：目前，特别应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企业和市场这两个环节的改革虽然也有待深化，但比起来，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是明显的“短板”。由于它的滞后和牵制，很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陷入胶着状态。

　　潘建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增长会更平稳，民生会得到改善。或者可以说，经济增速可能慢一些，但人们的幸福感可能会提高得快一些。

　　高培勇：面对因消化前期刺激政策而产生的诸多方面掣肘因素，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而探索新的与经济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和方式，改革不得不在一个宏观经济形势相对偏紧的状态下进行，突破以既得利益格局为主要代表的各种改革障碍变得愈加困难。

　　陈道富：经过30年发展，我国绝大部分居民，从保证“生存”转向追求“生活”，开始重视衣食住行的质量，关注环保和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关注公平正义等社会秩序。这是一个需求(欲望)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当需求这个评判体系已悄然发生根本转变时，经济运行的供给体系也要相应转变。

　　李佐军：保持平常心态最核心的是对经济增速下滑不必过分惊慌，要认清其必然性，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

原标题: 经济新常态意味变革常态化 增长目标需适当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