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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侯落鸭村村主任侯志强，被他屡屡欺负的郑潮军用铁镐打死。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郑潮军，理由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

　　村民与恶霸村官之间不见硝烟的战争，似乎并不鲜见。这类村干部往往有着相同的脸谱，被贴上“恶霸”的标签，他们也用行动“成就”他们的标签，比如侯志强在侯落鸭村简直无恶不作，比如将他人的耳膜打穿，居然要对方补偿给自己4000元钱，理由是“打人出了力气”。

　　对恶霸村官，村民往往敢怒不敢言，间或有敢于反抗者往往下场凄凉，或者快意恩仇前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其实，村官与村民原不该关系紧张，同在乡土最底层，两者有着较大比例的利益重合点，即便存在龃龉也可通过和解实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尤其是1998年通过、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保障村民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何在恶霸村官面前无能为力，甚至沦为砧板鱼肉？

　　村官既然能称霸，总有“过人”之处，比如依托于庞杂的家族势力，再比如性情乖张、经历复杂。面对这样的恶霸，个体村民显然无法也不敢抗衡。即便村民有心联合行事，也不敢明着来。在村主任选举中，村霸往往能够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操纵选举。

　　有个时代背景不能不提，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不少乡村日渐凋敝，变得空心化。凡是稍有能力者大都移居城镇，这就给村霸垄断乡村事务以极大的便利，即便在外打工的村民逢年过节回到乡村，也无法对村霸实现有效制衡。

　　古有“皇权不下乡”，由于乡村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决定关系的好坏和权利的大小，在这个熟悉人的社会，法律几乎是用不上的，乡村秩序往往由民约、伦理维持。乡民解决争端常见的路径，首先必须考虑“情”，然后是“礼”，再次是“理”，最后才是“法”。不过，国家法律也在潜移默化地在乡村生长、发育，村民的思维方式和法治观念都有了提高，但出现的困境是，村民一些时候无法通过法律维护合法权益。

　　即以侯落鸭村为例，侯志强经常殴打他不喜欢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数不报警，即便报警，警察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出现。有时侯会被警方带走，但没多久就再次出现在村里，村民们猜测侯与警方有特殊关系。以至于2009年侯志强当选村主任后，没人再直接告过他的状。长此以往，村民的法律信仰被削弱，村霸更加有恃无恐。如果矛盾无法调和，村民只能采取最原始也最激烈的复仇方式。这就应了学者苏力的一种判断，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或者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正式法治相违背的“法律”实践。

　　村民得不到及时的法律救济，有多方面原因，比如警力不足，再比如一些乡村势力盘根错节，相关部门不愿意深度介入。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一些乡镇政府没有动力介入，几年前国家免除了农民的“皇粮国税”，农民不用再交公粮，乡镇一级的政府无油水可捞，乡镇与村民关联度变得松弛甚至中断，比如在侯落鸭村，村民不交公粮后这么多年，难得见到镇上的干部出现在村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些理由都不足以使政府放逐职责。如果乡镇政府偏袒村霸，或者无意主持公平，除了折损政府公信力，只会使村民的权利生态更加恶化。

　　乡村治理是个难题，并无捷径可走。村民自治是推进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农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举措。在乡村，能否真正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直接决定着乡村能否实现善治，更关乎我国9亿多农民的权利纯度。毋庸讳言，村民有自治需求，也有自治智慧，更有自治能力，但是，如果不解决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渠道狭窄的困境，如果乡镇政府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不及时主持公道，如果不捍卫法律公平，让法律成为村民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村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