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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因为不想再陷于调解之中”，村委会主任张俊婉拒了村民要求连任的好意，离开了湖北英山。

　　有人告诉他，在玉环开出租车，是件赚钱的活儿，“那里有满街等车的人，还有走上几步就能看见的大海”。

　　一年后，他带着妻儿到了玉环。2004年，进入玉汽出租公司，正式成为的士司机。

　　可很快，张俊又违背了当初对妻子说的“专心赚钱”的决心，再次扮演调解员的角色，开着出租车为人讨工资，讨赔偿，讨说法。

　　官方的说法是，在玉环的13年里，张俊“分外”参与调解的各类纠纷有50多起，其中包括极易激化为群体闹事事件的4起人员伤亡事故，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万元。

　　常有人好奇地问：“张俊，这些人为什么都听你一个开出租车的话？”

　　张俊也答不上来。有时，他对着情绪激昂的人，只是面露牙齿，默默地点头；有时，他也会长长地叹息，找话宽慰。

　　更多的时候，他会开着出租车，和这些“急需帮忙”的人，站在一起。

　　这个中年男人从不在意自己的生意好坏。即便是在最热闹的长假期间，他也会把车腾空，将时间留给这些慕名而来的“客人”。

　　“这些人，总有一个结在，你得把它解开。”他说。

　　“好像是一条患上职业病的‘警犬’”，当那些信任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他，他觉得自己无法撒手不管

　　现在，张俊已经47岁。

　　上世纪90年代，那时还年轻的张俊，医专毕业后，在老家办了个私人诊所。因为治病救人，在村里留下了口碑，“后来当上村委会主任。”

　　也正因为懂得看病，开夜车等在酒店、按摩院门口时，总有英山的老乡，倚着车门问张俊，“腰酸怎么办？”，“为什么总容易头痛？”张俊也承认，因为医生的背景，老乡总认他的话。

　　逐渐的，找他聊天的，不再只是腰酸头痛的司机，“聊烦心事，吃了亏的也有。”

　　有老乡说，“有时候，张俊比电台的主持人还管用，看病、聊天、喝酒、维权都可以。”

　　张俊的“成名作”是在2008年。当年，玉环县团委想组织一个活动，找到了张俊。

　　“我们想搞一个‘亲情一家团聚’的活动，把你们老乡在老家的孩子接到玉环来。”张俊听了，兴奋了很久。他开着车，带着纸笔，找到老乡，登记名字。

　　有老乡不敢相信，“这还能免费？”

　　直到5月1日，孩子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张俊被老乡啧啧称奇，“能耐真大。”

　　从此，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张俊的老婆看出了苗头，别扭过几次，“别忘了当年为什么离开英山。”

　　“但好像是一条患上职业病的‘警犬’。”他说。当那些信任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他，他觉得自己无法撒手不管。

　　2011年8月15日，湖北人老汪7岁的儿子，在厂门口等老汪下班，被厂里的看门狗咬成重伤。

　　工厂老板在付了1000元的住院费后，再也没有过问。

　　孩子伤势严重，住院7天，花了一万多元。无奈之下，老汪只能东拼西凑，到处筹款。10多天过去了，老汪连家庭生活费用都没了着落。

　　事情激起了湖北籍老乡们的不满情绪，他们组织了100多人，决定第二天到厂里讨说法。

　　凌晨2点，张俊赶到医院，“孩子躺在床上，身上的狗齿印依然清晰，母亲坐在一旁，眼睛像涂了辣椒水”。

　　他拉着老汪，“把人先劝回去，别把有理的事，做无理了。”

　　有人听不下去了，说：“张俊，你是不是湖北人，帮着谁说话？”

　　张俊记得自己说了很多案例。最后，他拍胸脯，“你们明天别去厂里，这事交给我，我给老板打电话。”

　　事情最后圆满处理。有人问张俊对老板说了什么。张俊说：“法律。”

　　“就像一注‘润滑剂’，给我们维稳减轻了不少压力。”

　　法律，是张俊调解过程中的武器。他专门买了几本法律知识的书，一边帮人调解，一边对着法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调解都能靠法律。他处理过一个事情。一个外地小伙在楼上施工，上了厕所，甩手的时候，水珠往下，刚好滴到一个本地人的头上。

　　本地人骂了句，要求道歉。小伙也不是怕硬的人，回了句。事态最后的发展趋势是——两帮人之间的“火并”。

　　小伙的父亲找到张俊。张俊找到小伙，讲了很多故事，“年纪这么轻，别为这点事耽误了前程。”

　　他带上小伙，买了一包中华烟，找到了那位本地人，道歉之后，事情总算解决。

　　在一系列的调解之后，张俊的名声也传到了政府的耳朵里。而此时，外来务工人员众多的玉城街道正在物色专职调解员，“位置空缺了两年多”。

　　这几乎一拍即合。2012年4月，玉城街道党工委正式聘请张俊担任玉城街道外来党员服务站专职副书记。

　　现在，他每个月领着2000多元的薪水，坐在一间有空调、电脑、饮水机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两盒写着自己各种头衔的名片。

　　在这些头衔的背后，张俊承认，作为一个调解员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个老乡的孩子“犯了事，进去了”，老乡找到他，帮忙向派出所打听情况。

　　老乡说：“他现在是一个坐办公室的人，本领越来越大。”

　　有时，张俊更多把自己比喻为政府维稳的第一道口子，“在矛盾升级之前，把火浇灭。”

　　对于这个流动党支部，玉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孙建勇也承认，“就像一注‘润滑剂’，给我们维稳减轻了不少压力。”

　　有一次去街道办事处，办事处里的人冲他乐，“来我们这里的人都少了很多。”

　　他常把自己的办公室比作“一个出口”，他在里面，看惯了无力和焦灼

　　处理了这么多调解之后，张俊也有无力的时候。在他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总会上演各种矛盾和世态炎凉。

　　满脸皱纹的中年男人会讲述老板的克扣，被骗了钱的中年妇女会喊着“日子无法过了”，吃了亏的会哭诉着“社会没有公道”。

　　更多的时候，他们留给张俊沉默的背影和说不出声的哭音。张俊常把自己的办公室比作“一个出口”，他在里面，看惯了无力和焦灼。

　　2012年6月，出租车驾驶员黄沈军，开车在玉城街道岭脚村路段，与南大岙村李某的越野自备车发生相撞。

　　黄沈军的右膝骨折，需要马上手术治疗。现场的交警让李某先垫付一万元的手术费。李某却一去没了音讯。

　　黄沈军在玉环务工，又是单身，借钱无门，见了老乡就哭。

　　老乡愤怒了，叫来十几辆出租车的老乡，组成了六七十人的队伍，抬上黄沈军，要到南大岙李某家中要说法，讨公道。

　　张俊一边通知出租公司工作人员，一边赶到现场拦住黄沈军。

　　这一次，他依然拍着胸脯保证。

　　只是这一次，他可以利用自己作为玉城街道外来党员服务站副书记的便利，联系到南大岙村的领导，通过村领导来找到李某。李某最后感谢张俊的调解。

　　但不是所有的被调解人都会表示感谢，有人警告他“以后别在玉环出现，见一次打一次。”

　　这时，平素好说话、喜欢面露牙齿的张俊，也会拉下脸，回应：“你试试看。”

　　10多年来，张俊倒没有因为调解，被人打过。他记得很清楚，相较于被人警告，找上门感谢他的人更多。

　　有一次，他在路上闲逛，一个中年人跑上来和他握手，“上次麻烦了。”一年前，张俊为他讨回了木匠钱。

　　现在，因为新的工作，张俊用积蓄买了一辆新车，车子红色，“开着喜庆”。至于出租车，他的妻子白天在开。为了贴补家用，大半夜他也会开出去，“开累了回家。”

　　但回了家，他也睡不安稳，“还有80多件调解要处理。”他说。